中国文字起源：从陶寺到甲骨文的漫长演变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以其五千年未曾中断的历史而著称，这种延续性深藏于其独特的文字系统中。长期以来，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塑造了人们对中国文字起源的认知。然而，近年来，随着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的朱书陶文以及更早的陶寺遗址的文字遗存被发现，一条更为悠久的文字发展脉络逐渐显现。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扁壶上的朱书文字，以毛笔蘸朱砂挥就，被学者释读为“文邑”或“文尧”。其结构已摆脱单纯的摹形，开始抽象表意。这一发现将中华文字体系的出现追溯至4100年前的龙山时代，改写了关于汉字起源的既有认知。

早期文字的考古发现

近年来，在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陶缸上发现了用朱砂书写的两个字，一个是“天”字，另一个不易辨识。而在郑州小双桥遗址祭祀坑中的陶缸、陶尊等祭祀礼器上发现了更多的朱书文字，其内容可分为数目字、象形文字或徽记以及祭祀短语三大类。这表明早商文字已脱离原始状态，呈现出规范化与系统性。

晚商时期，安阳殷墟遗址发现的书写文字更多。近年来，考古人员在殷墟墓葬中发现了成批书写在玉戈、玉柄形器及玉璋上的朱书、墨书文字。玉璋上的朱书文字均写于正面，书写方向自上而下，自右而左，多数为两行。朱书字体凝重，笔画雄浑，与金文的特征接近。

青铜器铭文与甲骨文的演变

青铜器上的铭文是在陶制内范上刻写反书文字，浇铸后铭文凸起。郑州商城也发现了铸有铭文的商代前期文物，如白家庄墓葬出土青铜尊的颈部刻有3个等距离的龟形图像。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得到快速发展，铭文数量丰富、内容更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书写传统。

考古学家发现部分甲骨文是先书写后刻，刀刻过后的笔迹还在。有朱书和墨书两种，甲骨中还发现有一些朱书未刻或书后只刻了一半的卜辞。1953年，郑州商城二里岗遗址出土的牛肋骨上刻有早期甲骨卜辞，为商后期甲骨文字找到了源流。

简册的普及与文字的社会传播

纵观文字起源，早期书写痕迹广泛见于甲骨、陶器、玉器等多种载体。然而，这些载体未能成为文字普及与传承的主流。唯有简册，以其普遍性、便捷性与系统性，奠定了中华文字书写与历史记述的主要载体。

甲骨文本质上是王室与神灵沟通的占卜档案，内容高度集中于祭祀、战争、天象等特定领域，几乎不涉及日常政令、经济律法或社会生活记录。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古文字学家冯时所言：“文字在早期社会中是被极少数人垄断的用以沟通人神意旨的工具。”

与这些特定载体相比，简册则成为主流传播载体。竹木资源远较龟甲、玉石易得，为大规模、常态化书写提供了物质基础。简册可编连成卷，书写面积远大于单片甲骨或陶器，能够容纳更复杂、更长篇的内容，且易于收纳、携带与传阅。

汉字的生命力与书写传统

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唯一绵延数千年而未中断的文明体系，与汉字这一独特文化载体的连续性密不可分。从陶寺遗址的朱书陶文，到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的朱书文字，再到殷墟甲骨、玉器上的朱书遗存，考古发现为我们勾勒出一条清晰可辨的文字传承轨迹。

考古学证据表明，至迟在商代前期，汉字已实现了“有册有典”的成熟文字系统。重新审视汉字的起源与发展，我们有必要突破传统上以甲骨文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确认书写在文字形成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是对中华文明延续性内在机理的深刻揭示。

汉字不只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而这一标识的生命力，正源于其书写传统的悠久历史。

作者分别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