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明探讨

1936年，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的《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的形成期》问世，成为汉学经典之作。近期，东方出版中心·时刻人文首次推出该书的中译本。作为西方汉学界系统研究中国上古史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顾立雅将商周文明置于全球文明史的框架中讨论，具有开创性视野。

顾立雅的著作不仅充满对中国文明的温情与敬意，还以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驳斥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和“白人种族优越性”，阐述了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独有特性，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顾立雅的学术生涯与考古探索

顾立雅是20世纪美国本土学者中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他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并任美国东方学学会会长。终其一生，他致力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教学、研究及著述，在孔子学说、法家思想、早期中国文明等领域成果丰硕。

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顾立雅就对孔子学说产生兴趣。他以中国思想为主题撰写学位论文，题目是《中国世界观的演变》。毕业后，他进入哈佛大学进修，跟从梅光迪研读中国古籍，并结识了顾颉刚、杨树达等中国学者。

1932年至1936年，顾立雅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到中国学习。他在北京结识了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考古学家，并在留学期间前往安阳殷墟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中国之诞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殷墟的科学发掘与研究

对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始于1928年。从这年10月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开展发掘15次，获得3万余片甲骨以及大量陶器、石雕和青铜器。

1934年春，顾立雅参观了位于侯家庄南地的第9次发掘现场。他与董作宾的友情深厚，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多次招待过董作宾。1935年5月，顾立雅参观了位于侯家庄西北岗的第11次发掘现场，主持这次考古工作的梁思永热情接待了他，并向他解释发掘出来的头骨特点。

“现有的证据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生活在北方的中国人属于同一个人种，从他们的头骨看不出任何其他人种对这一地区的入侵。”

《中国之诞生》的学术贡献

《中国之诞生》全书结构明晰，涵盖考古发现、商代、周代三个方面内容，系统论述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历程。顾立雅在书中指出：“中国文化的起源和早期历史非常值得研究，这一历史仍然有迹可循，有物可证。”

考古发现部分是全书的基石，顾立雅详细介绍了当时中国考古的前沿成果，尤其是安阳殷墟的发掘情况。他通过实地考察和与考古学者的密切交流，得到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将之融入书中。

商周文明的深度分析

在商代和周代部分，顾立雅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等多个维度展开介绍。他提出诸多独到见解，如商代的甲骨文系统逐渐让位于《诗经》《尚书》所代表的史诗传统，标志着理性叙事开始萌芽发展。

顾立雅将商周鼎革视为中国文明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如在宗教层面，认为商代对“上帝”的崇高信仰被西周的“天命观”取代，意味着神权从王族垄断逐渐走向道德化、普世化。

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

《中国之诞生》的价值并不仅限于学术。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是高傲与鄙夷杂糅的。顾立雅在书中对19世纪末兴起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予以驳斥，强调中国文明在黄河流域的独立起源、自主演化。

顾立雅指出汉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是完全独立的书写体系；商代青铜器采用的复合范铸造法与西方的失蜡法存在显著差异；商周国家形态与西方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

“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轻蔑与鄙夷是滑稽而可笑的，中国人拥有不逊色于世界任何民族的伟大文明。”

该书出版之时，中国考古学尚在起步阶段，顾立雅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他将商文明的范围局限于安阳殷墟，对长江流域、四川盆地等地的文明进程关注甚少。

经典的意义不在于提供终极答案，而在于不断启发新的思考，推动学术研究持续向前发展。时隔近九十年，《中国之诞生》仍然在启迪我们，如何以全球史的眼光审视中国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