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的《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的形成期》（以下简称《中国之诞生》）问世，成为汉学经典之作。近期，东方出版中心·时刻人文首次推出该书的中译本。这部著作是西方汉学界系统研究中国上古史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顾立雅将商周文明置于全球文明史的框架中讨论，具有开创性视野。

全书饱含对中国文明的温情与敬意，以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和“白人种族优越性”，阐述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独有特性，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顾立雅：汉学研究的先驱

顾立雅是20世纪美国本土学者中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并任美国东方学学会会长。他一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教学、研究及著述，在孔子学说、法家思想、早期中国文明等领域成果丰硕。

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顾立雅就对孔子学说产生兴趣，并以中国思想为主题撰写学位论文《中国世界观的演变》。毕业后，他进入哈佛大学进修，结识了顾颉刚、杨树达等中国学者。

考古发现与《中国之诞生》

1932年至1936年，顾立雅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到中国学习。在北京，他结识了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考古学家，并前往安阳殷墟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中国之诞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对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始于1928年，从这年10月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开展发掘15次，获得3万余片甲骨以及大量陶器、石雕和青铜器。

“现有的证据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生活在北方的中国人属于同一个人种，从他们的头骨看不出任何其他人种对这一地区的入侵。” — 顾立雅

顾立雅在《中国之诞生》中得出这一结论，强调中国文明的独立性和连续性。

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

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是高傲与鄙夷杂糅的。一些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永远停滞的民族，甚至认为中华文明可能是西方舶来的产物。顾立雅在《中国之诞生》中对这种观点予以驳斥，强调中国文明在黄河流域的独立起源和自主演化。

“汉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是完全独立的书写体系；商代青铜器采用的复合范铸造法与西方的失蜡法存在显著差异。” — 顾立雅

顾立雅通过这些论证奠定了跨文明比较的基础，也促使西方学界重新审视中国文明的原生性。

学术影响与未来展望

顾立雅的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价值，也在消除文化偏见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提到殷商墓葬中发现的人祭痕迹时，他并没有简单谴责，而是指出这种行为曾广泛存在于不同的古代文明。

尽管《中国之诞生》出版之时，中国考古学尚在起步阶段，顾立雅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但其开创的考古与文献互证的研究范式为西方汉学研究中国上古史开辟了新路径。

经典的意义不在于提供终极答案，而在于不断启发新的思考，推动学术研究持续向前发展。时隔近九十年，《中国之诞生》仍然在启迪我们，如何以全球史的眼光审视中国文明。

1936年，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的《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的形成期》问世，成为汉学经典。近期，东方出版中心·时刻人文首次推出该书的中译本。这部著作以其开创性的视野，将商周文明置于全球文明史的框架中讨论，驳斥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和“白人种族优越性”的论调，阐述了中国文明独有的形成与发展特性。

顾立雅是20世纪美国本土学者中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他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并担任美国东方学学会会长。作为西方汉学界系统研究中国上古史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中国之诞生》以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为基础，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考古与文献的双重证据法

顾立雅是最早参与中国考古的西方学者之一，他在《中国之诞生》中指出：“中国文化的起源和早期历史非常值得研究，这一历史仍然有迹可循，有物可证。”他强调，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对于理解其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这本书的结构明晰，涵盖了考古发现、商代、周代三个方面的内容，系统论述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历程。顾立雅通过实地考察和与考古学者的密切交流，得到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读者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早期中国图景。

“现有的证据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生活在北方的中国人属于同一个人种，从他们的头骨看不出任何其他人种对这一地区的入侵。”

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

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是高傲与鄙夷杂糅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文明可能是西方舶来的产物。顾立雅在《中国之诞生》中对这一观点予以驳斥，强调中国文明在黄河流域的独立起源、自主演化。

在文字系统方面，他指出汉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是完全独立的书写体系；在青铜技术上，强调商代青铜器的铸造法与西方的失蜡法存在显著差异；在政治结构上，指出商周国家形态与西方有明显不同，凸显出中国早期国家的独特性。

“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轻蔑与鄙夷是滑稽而可笑的，中国人拥有不逊色于世界任何民族的伟大文明。”

学术影响与局限性

顾立雅的研究开创了考古与文献互证的研究范式，为西方汉学研究中国上古史开辟了新路径。然而，由于当时考古学尚在起步阶段，他的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他将商文明的范围局限于安阳殷墟，对长江流域、四川盆地等地的文明进程关注甚少。

尽管如此，《中国之诞生》仍然在启迪我们如何以全球史的眼光审视中国文明。经典的意义不在于提供终极答案，而在于不断启发新的思考，推动学术研究持续向前发展。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

1936年，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的《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的形成期》（以下简称《中国之诞生》）问世，成为汉学经典之作。近期，东方出版中心·时刻人文首次推出该书的中译本。这部著作以其开创性的视野，将商周文明置于全球文明史的框架中进行讨论，具有深远的学术影响。

作为西方汉学界系统研究中国上古史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顾立雅在书中通过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驳斥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和“白人种族优越性”的观点，阐述了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独特特性。

顾立雅的考古之旅

顾立雅是20世纪美国本土学者中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他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并担任美国东方学学会会长。顾立雅一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教学、研究及著述，尤其在孔子学说、法家思想、早期中国文明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32年至1936年，顾立雅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前往中国学习，并在此期间多次考察安阳殷墟。他的实地考察与中国考古学家如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的密切交流，为《中国之诞生》的撰写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

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始于1928年，从这年10月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开展了15次发掘，获得了3万余片甲骨以及大量陶器、石雕和青铜器。1934年春，顾立雅参观了位于侯家庄南地的第9次发掘现场，并与考古学家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现有的证据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生活在北方的中国人属于同一个人种，从他们的头骨看不出任何其他人种对这一地区的入侵。”

顾立雅在《中国之诞生》中通过这些考古发现，得出了关于中国人种连续性的结论。

学术影响与方法论创新

《中国之诞生》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价值，还开创了考古与文献互证的研究范式，为西方汉学研究中国上古史开辟了新路径。顾立雅在书中大量引用发掘报告，首次综合分析殷墟甲骨、青铜器铭文与《尚书》《诗经》等传世文献，将“二重证据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种方法论的创新直接影响了西方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促使他们重新审视中国文明的原生性和独特性。

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

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是高傲与鄙夷杂糅的，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中华文明可能是西方舶来的产物。顾立雅在书中对这种观点予以驳斥，强调中国文明在黄河流域的独立起源、自主演化。

“汉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是完全独立的书写体系；商代青铜器采用的复合范铸造法与西方的失蜡法存在显著差异。”

这些论证奠定了跨文明比较的基础，也促使西方学界重新审视中国文明的原生性。

结语：经典的启示

《中国之诞生》出版之时，中国考古学尚在起步阶段，这使得顾立雅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然而，经典的意义不在于提供终极答案，而在于不断启发新的思考，推动学术研究持续向前发展。时隔近九十年，这本书仍然在启迪我们，如何以全球史的眼光审视中国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