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的“逆袭”史诗：从猎物到文明象征的演变

陕西眉县出土的青铜盠驹尊，见证了马在中国文化中的深远影响。随着农历丙午马年的到来，“龙马精神”“马到成功”等祝愿再次流行。马，早已超越了动物的范畴，成为勇气、进取与祥瑞的象征。然而，这一地位并非与生俱来。马的角色经历了从“盘中餐”到“座上宾”再到“国之重器”的逆转。今天，我们通过考古发现，翻开这部写在马骨标本和马形文物上的“逆袭”史诗。

从猎物到驯化：马的角色转变

在距今5600万至5000万年前，马的始祖“始祖马”在北美森林中生活，体形仅如狐狸。随着气候变化和草原扩张，它们开始了伟大的“自我改造”：腿变长、脚趾融合成坚硬的单蹄、脊椎进化得如弓般富有弹性，最终成为草原上的速度王者。然而，这些“史前黑科技”并未使其免于成为人类的猎物。在距今4.5万年前的山西峙峪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带有砍砸痕迹的普氏野马骨骼，显示它们曾是“马肉自助餐”的一部分。

历史的转折点大约发生在距今5500年前的哈萨克斯坦北部波泰遗址。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最早的驯化马匹的证据：大量的马骨、马骨制成的鱼叉、带有马奶残留物的陶片等。这意味着，人类不再只是追逐和猎杀野马，而是开始掌控并驯化马。

马的社会地位提升

驯化马匹最初可能只是为了获取稳定的肉、奶资源，但人类很快发现了马的更大潜能：它们力量强大，能负重致远；它们天性服从等级，易于管理。马，开始从“移动粮仓”向“多功能工具”转变。随着驯化技术的传播，家马在距今4000年前出现在中国西北地区，最终于距今3300年前进入中原文明的视野。

当马拉着车驶入中原，它的命运便与王权、礼制紧紧绑在了一起。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古发现了中国最早、最成熟的马车实物：两马一车，18根轮辐，工艺精湛。在今天的殷墟博物馆中，车马坑以一个展厅的形式集中展示，显示出马与车在王权仪式、狩猎与祭祀中的核心地位。

军事革命与马的象征意义

到了周代，马的地位被礼制系统推至高峰。河南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实证了“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这一周代车马等级制度的核心规定。马匹数量成为国力的标尺，“千乘之国”“万乘之尊”成为衡量霸业的词语。

然而，依赖战车的“贵族战争”在机动灵活的游牧骑兵面前逐渐显露出笨拙。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拉开了中原军事全面革新的序幕，骑兵开始取代战车成为战场新锐。真正让骑兵蜕变为战场主宰的，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马镫。考古学家在南京丁奉家族墓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马镫形象，随后在南京东晋王氏墓和辽宁北燕冯素弗墓中发现了更为精美的双马镫实物。

“马镫的发明使骑士得以解放双手，稳定地操控弓箭、长矛，人马真正合为一体。”

唐代，马政达至巅峰，国家牧场养马曾达70万匹。昭陵六骏、三彩马、舞马衔杯纹银壶，映射着那个开放自信、马影奔腾的时代。马不仅是战备，更是丝路来的“进口奢侈品”和社会时尚的宠儿。

马的文化象征与现代意义

尽管在军事和运输中的主导地位逐渐减弱，马在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却愈发璀璨。考古发现的每一具马骨、每一件马俑、每一套鞍镫，都是这部“逆袭”史诗的一个章节。它们告诉我们，马的传奇，是一部从被动驯化到主动赋能、从服务物质到升华精神的文明协作史。

在又一个马年到来之际，当我们互祝“马到成功”时，我们不仅在祈愿顺利，更是在致敬这位用蹄印陪伴并深刻塑造了人类文明进程的古老伙伴。它的“逆袭”，映照着人类文明演进波澜壮阔的历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来源: 人民日报 作者: 吕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