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与《敦煌石窟全集》：一生的考古使命

1963年，年轻的樊锦诗在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的指导下，踏上了前往敦煌的旅程。彼时，她才25岁，肩负着编写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重任。苏秉琦曾告诫她：“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必须得好好搞。”

2011年，《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终于出版。此时，樊锦诗已73岁，历经48年不懈努力，终于交出第一份答卷。2024年，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问世，樊锦诗86岁，仍未停下编撰的脚步。

考古报告的意义与挑战

敦煌石窟考古报告不仅是对每个洞窟的完整记录，更是敦煌石窟“重生”的关键。莫高窟于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然而时间的侵蚀和自然灾害的威胁使得保护工作尤为紧迫。

樊锦诗指出：“如果再有大地震，我们有再大的本事也挡不住。”因此，考古报告的编撰显得尤为重要。她的导师宿白先生曾强调，报告必须详细到即使洞窟毁坏，也能根据报告复原重建。

编撰过程的艰辛与技术突破

《敦煌石窟全集》的编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樊锦诗设想的报告应逐窟记录洞窟的详细信息，包括位置、结构、壁画、塑像及保存状况等。最初，技术条件的限制让工作进展缓慢，直到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的成熟，才使得高效、非接触的数据采集成为可能。

“真正的事情是花功夫做出来的。”——樊锦诗

编撰过程中的另一大挑战是如何合理分卷。樊锦诗经过反复思考，决定以洞窟建造时代的前后顺序为脉络，避免编排不当造成的混乱。

学界反响与未来展望

《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学大师饶宗颐称其“既真且确，精致绝伦”，而英国伦敦大学的韦陀教授认为其为中国其他石窟寺遗址的考古报告提供了标准与模式。

面对认可，樊锦诗告诫团队：“不能骄傲，我们仍然在摸索和改进中。”她强调，考古报告不仅是记录资料，更是对历史的负责。

传承与使命

樊锦诗常对年轻人说，国家培养你们出来，是要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她坚信，考古报告是为人类留存的一份记忆，为未来留下一把钥匙。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和2019年分别强调了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樊锦诗对此铭记在心。她说：“做事就是要坚持，踏踏实实把一件件小事做好。”

从25岁到86岁，樊锦诗用一生的时间践行着考古报告的使命。她的故事不仅是一份考古报告的编撰历程，更是对敦煌石窟文化传承的坚定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