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莫高窟的守护者，数字敦煌的开创者

有这样四位中国女性，她们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分别在北京、上海和法国成长，却倾尽一生保护、研究、传承敦煌文化。她们让古老的敦煌走向世界、走进生活、走入“数字”，让世界的“敦煌学”更加辉煌。新华社新媒体专线推出“敦煌的女儿们”栏目，讲述这些耄耋老人“花信至银发、挚爱是敦煌”的感人故事，致敬她们将青春和毕生奉献给敦煌事业的精彩人生。

从未名湖畔到大漠深处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读。临近毕业，她带着无限憧憬，前往敦煌实习。与莫高窟的初次相遇，令樊锦诗终身难忘：洞窟里佛像雕塑成千上万，巾带旋飞的舞伎，凌空而起的飞天，满壁风动，惊艳绝伦。

年轻的樊锦诗一个洞窟挨着一个洞窟看，永远看不够。她说：“看一个窟就说好啊，再看一个还是好啊，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就是震撼、激动。”

然而，洞窟外的条件同样令她“震撼”：住的是土屋，用的是土桌、土凳、煤油灯，喝的是苦咸水。对于在上海长大、在北京读书的樊锦诗来说，这样的清苦是无法想象的。尽管因水土不服提前结束实习，但她在毕业后再次来到敦煌，而这次一来就是一生。

从“三不知”到成功申遗

1985年，中国正式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开始文化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莫高窟申遗时，樊锦诗负责撰写申报材料。光是填报材料环节，就涉及到莫高窟的地理位置、气象环境、研究文献、病害分析、保护法规等方方面面，各类表格更是写了厚厚一大本。

这也是她第一次系统接触国际上有关文化遗产的公约、宪章等理念。“原来没听过，保护涉及法律和管理从前也并不知道，怎么处理保护与旅游开放的关系也不清楚。”樊锦诗说，这“三不知”给她莫大的刺激，她决定全面了解世界文化遗产体系。

1987年，莫高窟等6项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实现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

“国家把这么重要的遗产交给我们，我们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历史。”樊锦诗说。此后，她不再局限于考古，开始在实践中学习法律、管理学的知识和政策，决心让莫高窟的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

开创“数字敦煌”的“世界典范”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莫高窟的游客数量逐年增加。汹涌的人潮让洞窟环境悄然变化，给保护带来新课题。凝视着百年间莫高窟新旧照片的对比，樊锦诗陷入深思：“等这些壁画消失了，我们怎么向后人交代？”

樊锦诗和同事们一边加强对文物本体及其赋存环境的科学保护，一边探索形成一整套科学保护规范，帮助莫高窟“延年益寿”。她还开创性地提出“数字敦煌”概念，尝试利用数字化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从提出构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数字档案，我们花了20年。”樊锦诗说。

截至2025年9月，敦煌研究院已经完成300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00个洞窟的数据处理，212个洞窟空间结构、45身彩塑、16处遗址三维重建，总数据量达到了500TB。

敦煌文化正通过科技手段，与更广大范围的受众互联互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称其为“极具意义的典范”。

“樊锦诗星”：文化传承的“她”力量

如今，年近九旬的樊锦诗仍在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辛勤耕耘。她主编的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第二卷相继出版；她拿出奖金和个人积蓄，向敦煌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各捐款1000万元，用于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和人才培养。

2019年，她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她反复说，我只是尽了职责，荣誉是属于敦煌研究院全体同事的。

2023年7月10日，樊锦诗从事敦煌文物工作60年座谈会上，国际编号381323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樊锦诗星”。在距地球4亿多千米的星空中，一颗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从此在浩瀚天宇中闪耀。

仰望苍穹，“樊锦诗星”的精神光束，正照亮一个民族愈发昂扬的文化自信，让古老的敦煌绽放青春的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