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从“敦煌女儿”到《敦煌石窟全集》的守护者

1963年，年轻的樊锦诗在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的鼓励下，踏上了前往敦煌的征程。苏秉琦对她说：“你去那里是要编写考古报告的，这是考古的重要事情。”彼时，樊锦诗年仅25岁，肩负起了编撰《敦煌石窟全集》的重任。

2011年，经过48年的努力，《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终于出版。此时的樊锦诗已是73岁高龄，但她从未想过放弃。2024年，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问世，樊锦诗已86岁，白发苍苍，但她的编撰工作仍在继续。

考古报告的重要性

敦煌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其考古报告被视为每个洞窟的“身份信息”。樊锦诗认为，只有通过详细的考古报告，才能为敦煌石窟留下完整的记录，确保其文化价值得以传承。

莫高窟自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以来，面临着自然和人为的威胁。樊锦诗指出：“山体岩石有很多缝隙，敦煌雨水虽少，但也会有，水的渗入，造成岩体中的可溶性盐类运移，危及壁画。”

编撰工作的挑战

《敦煌石窟全集》的编撰工作艰巨而复杂。樊锦诗设想的考古报告不仅要记录洞窟的结构和艺术品，还要包括科学分析和历史文献。如此庞大的工程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技术的进步为考古报告的编撰提供了支持。三维激光扫描、数字摄影等技术的应用，使得高效、非接触地获取洞窟数据成为可能。然而，早期的技术条件限制了工作的进展。

团队的努力与合作

樊锦诗从一人开始，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学科的团队。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考古、测绘、数字化摄影等领域的专家参与其中，各司其职。樊锦诗说：“真正的事情是花功夫做出来的。”

学界的认可与未来的展望

《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学大师饶宗颐称其“既真且确，精致绝伦”。英国伦敦大学名誉教授韦陀评价道：“从未有过的资料系统完整的科学性，将为中国其他石窟寺遗址的考古报告提供标准与模式。”

第一卷获得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和“法兰西学院汪德迈中国学奖”等重要奖项。

樊锦诗告诫团队成员：“不能骄傲，我们仍然在摸索和改进中。”她强调，基础研究虽然艰难，但对于文化传承至关重要。

结语：为未来留下一把钥匙

樊锦诗常对年轻人说，国家把你培养出来，你怎么报国？就是要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她相信，考古报告就像《史记》，为人类留存了一份记忆，给未来留下一把钥匙。

在她的努力下，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不仅是对师长的交代，更是对未来的承诺。樊锦诗用她一生的坚持，为敦煌石窟留下了一份“传记”与“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