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组织科研：超越“海尔迈耶之问”的新时代探索

1975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局长乔治·海尔迈耶提出了一套九个问题的方法论，后被称为“海尔迈耶之问”，以规范项目申请。这些问题涵盖了研究目标、利益相关方、风险收益等多个方面，逐渐成为评估项目潜力的重要标准。

随着集成电路、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突破性创新不断涌现，群体性突破成为新科技革命的显著特征。人类社会已进入多学科交叉、多技术汇聚的大科学时代，因此，有组织的科研需要结合自组织和他组织的系统工程，才能更好地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海尔迈耶之问”的持续影响

“海尔迈耶之问”在DARPA文化中根深蒂固，成为考量项目潜力的标准。然而，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单靠这些问题已不足以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借鉴“海尔迈耶之问”，在研究之初设定里程碑，对科研选题与组织具有重要价值。

一方面，有组织的科研能够捕捉“异常”现象，推动重大科学原创发现。当前，科学革命正进入累积“异常发现”、孕育范式变革的阶段。通过规模化的有组织科研，可以揭示诸如暗物质暗能量等科学规律。

颠覆性技术创新与新赛道开辟

另一方面，颠覆性技术创新需要有组织的科研去打破现有体系。颠覆性技术通常意味着技术轨道的跃升或转换，需要构建全新的价值体系。只有推动应用场景导向的有组织科研，才能加快智能网联汽车、绿色氢能等新赛道的发展。

未来10到30年是第五次康波与第六次交汇的关键时期。历史多次表明，主导下一次浪潮的未来产业需要根技术和新基建的超前研发与部署。正如1960年代DARPA支持的互联网研究奠定了互联网产业的基础。

超越“海尔迈耶之问”的新路径

2021年，文卡特希·那拉亚那穆提和杰夫里·颐年·曹提出了科学和技术演进的“问题-答案-发现”路径，认为“海尔迈耶之问”重在“答案-发现”，而忽略了“问题-发现”。因此，在大科学时代，需要超越“海尔迈耶之问”。

首先，应用技术预见设定更具前瞻性的愿景目标与里程碑。科学技术的演进具有间断平衡性，采用引领性技术预见可使研究目标更具颠覆性和想象力。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技术预见为有组织科研提供了强大支持。

巴斯德象限与利益相关方

其次，应用巴斯德象限动态识别利益相关方。1997年，唐纳德·斯托克斯提出的“巴斯德象限”超越了线性创新范式，将科学问题与产业需求建立动态关联网络，促进科学型初创企业的涌现。

管理创新与社会化运作

此外，重视“两线两总”作用，探索综合交叉型项目经理制。通过建立一站式项目经理服务基地，为项目经理提供全方位支撑。近年来，DeepMind等公司通过制度创新，专注于科技研发而非市场竞争，推动开辟式创新。

最后，优化科研捐赠和科技投资制度，建构科研类企业的社会化运作机制。在有组织科研体系中，促进中国的“塞莱拉基因公司”涌现。

作为DARPA的倡导者，布什在其著作《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指出，应用研究是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科研活动。在大科学时代，有组织的科研应能完整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