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的《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的形成期》首次出版，成为汉学经典之作。近日，东方出版中心·时刻人文推出了该书的中文译本。这部作品被认为是西方汉学界系统研究中国上古史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顾立雅将商周文明置于全球文明史的框架中进行讨论，展现了开创性的视野。

顾立雅在书中饱含对中国文明的温情与敬意，以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驳斥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和“白人种族优越性”的观点，阐述了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独特特性，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顾立雅的考古之旅

顾立雅是20世纪美国本土学者中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并担任美国东方学学会会长。他一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教学、研究及著述，在孔子学说、法家思想、早期中国文明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32年至1936年期间，顾立雅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到中国学习。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考古学家，并得以前往安阳殷墟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中国之诞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现有的证据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生活在北方的中国人属于同一个人种，从他们的头骨看不出任何其他人种对这一地区的入侵。”

顾立雅在《中国之诞生》中得出了上述结论，强调了中国文明的独立性和连续性。

书中的学术贡献

《中国之诞生》结构明晰，涵盖考古发现、商代、周代三个方面内容，系统论述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历程。顾立雅在书中指出，研究中国文化起源和早期历史的意义重大，强调这一时期的历史线索和实物证据对理解中国后续历史进程和文化传统具有关键作用。

考古发现部分是全书的基石，顾立雅详细介绍了当时中国考古的前沿成果，尤其是安阳殷墟的发掘情况。他通过实地考察和与考古学者的密切交流，得到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将之融入书中，为读者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早期中国图景。

在商代和周代部分，顾立雅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等多个维度展开介绍。他提出，商周鼎革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商代对“上帝”的崇高信仰被西周的“天命观”取代，标志着神权从王族垄断逐渐走向道德化、普世化。

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

《中国之诞生》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价值，还在文化上对抗了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的偏见。顾立雅在书中对“中国文化西来说”予以驳斥，强调中国文明在黄河流域的独立起源和自主演化。

例如，书中指出汉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是完全独立的书写体系；在青铜技术上，商代青铜器采用的复合范铸造法与西方的失蜡法存在显著差异。顾立雅的这些论证促使西方学界重新审视中国文明的原生性。

“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轻蔑与鄙夷是滑稽而可笑的，中国人拥有不逊色于世界任何民族的伟大文明。”

顾立雅通过对比商代建筑与希腊神庙、西周与罗马的政治文化发展等，展示了中国早期国家的独特性。

持续的学术影响

尽管《中国之诞生》在空间视野上存在局限性，如将商文明的范围局限于安阳殷墟，顾立雅的研究仍然开创了考古与文献互证的研究范式，为西方汉学研究中国上古史开辟了新路径。

经典的意义，不在于提供终极答案，而在于不断启发新的思考，推动学术研究持续向前发展。时隔近九十年，《中国之诞生》仍然在启迪我们，如何以全球史的眼光审视中国文明。

1936年，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的《中国之诞生: 中国文明的形成期》问世，成为汉学经典之作。近期，东方出版中心·时刻人文首次推出该书的中译本。作为西方汉学界系统研究中国上古史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顾立雅将商周文明置于全球文明史的框架中讨论，具有开创性视野。

顾立雅的这部著作饱含对中国文明的温情与敬意，利用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和“白人种族优越性”，阐述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独有特性，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考古实地考察与学术背景

顾立雅是20世纪美国本土学者中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并任美国东方学学会会长。他一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教学、研究及著述，在孔子学说、法家思想、早期中国文明等领域成果丰硕。

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顾立雅就对孔子学说产生兴趣。他以中国思想为主题撰写学位论文《中国世界观的演变》。1932年至1936年，顾立雅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到中国学习，期间结识了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考古学家，并前往安阳殷墟进行实地考察。

“现有的证据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生活在北方的中国人属于同一个人种，从他们的头骨看不出任何其他人种对这一地区的入侵。” ——顾立雅

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国文明

在《中国之诞生》中，顾立雅系统论述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历程。他强调研究中国文化起源和早期历史的重要性，指出这一历史仍然有迹可循，有物可证。

顾立雅的研究方法开创了考古与文献互证的研究范式。他大量引用发掘报告，首次综合分析殷墟甲骨、青铜器铭文与《尚书》《诗经》等传世文献，将“二重证据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方法直接影响了西方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

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

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是高傲与鄙夷杂糅的。顾立雅在《中国之诞生》中对19世纪末兴起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予以驳斥，强调中国文明在黄河流域的独立起源、自主演化。

在文字系统方面，书中指出汉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是完全独立的书写体系；在青铜技术上，强调商代青铜器采用的复合范铸造法与西方的失蜡法存在显著差异。这些论证促使西方学界重新审视中国文明的原生性。

“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轻蔑与鄙夷是滑稽而可笑的，中国人拥有不逊色于世界任何民族的伟大文明。” ——顾立雅

学术影响与启示

顾立雅的研究在空间视野上存在一定局限性，他将商文明的范围局限于安阳殷墟，对长江流域、四川盆地等地的文明进程关注甚少。同时，受认知所限，顾立雅将夏朝归入传说时代，对西方学界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

然而，经典的意义不在于提供终极答案，而在于不断启发新的思考，推动学术研究持续向前发展。时隔近九十年，《中国之诞生》仍然在启迪我们，如何以全球史的眼光审视中国文明。

顾立雅的著作不仅是对中国文明的深入研究，更是对西方学术界的一次启蒙。他的工作为跨文明比较奠定了基础，也为后续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路径。

1936年，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的《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的形成期》（以下简称《中国之诞生》）问世，成为汉学经典之作。近期，东方出版中心·时刻人文首次推出该书的中译本。作为西方汉学界系统研究中国上古史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顾立雅将商周文明置于全球文明史的框架中讨论，具有开创性视野。

全书饱含对中国文明的温情与敬意，以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白人种族优越性”，阐述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独有特性，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顾立雅的学术生涯与贡献

顾立雅是20世纪美国本土学者中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他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并任美国东方学学会会长。终其一生，他致力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教学、研究及著述，在孔子学说、法家思想、早期中国文明等领域成果丰硕。用其弟子钱存训的话来说，顾立雅是“美国学术界最早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作精深研究的一位启蒙大师，也是西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权威汉学家”。

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顾立雅就对孔子学说产生兴趣，他以中国思想为主题撰写学位论文，题目是《中国世界观的演变》。毕业后，他进入哈佛大学进修，跟从梅光迪研读中国古籍，并结识了顾颉刚、杨树达等中国学者。

实地考察与《中国之诞生》的诞生

1932年至1936年，顾立雅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到中国学习。刚到北京，他就结识了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考古学家，得以在留学期间前往安阳殷墟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中国之诞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对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始于1928年。从这年10月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开展发掘15次，获得3万余片甲骨以及大量陶器、石雕和青铜器。1934年春，顾立雅参观了位于侯家庄南地的第9次发掘现场。一张老照片显示，顾立雅站在董作宾身旁，边上还有其他几名考古学家。顾立雅与董作宾的友情深厚，后来他在芝加哥大学多次招待过董作宾。

1935年5月，顾立雅参观了位于侯家庄西北岗的第11次发掘现场。主持这次考古工作的梁思永热情接待了他，并向他解释发掘出来的头骨特点。顾立雅在《中国之诞生》中得出结论：“现有的证据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生活在北方的中国人属于同一个人种，从他们的头骨看不出任何其他人种对这一地区的入侵。”

学术方法与视野的开拓

顾立雅是最早参与中国考古的西方学者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他充分认识到考古的重要性。他在《中国之诞生》中指出：“中国文化的起源和早期历史非常值得研究，这一历史仍然有迹可循，有物可证，所以这一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我们想理解中国后来的历史，就必须先厘清古代的历史。中国文明不是已经死去，而是仍然鲜活，研究古代的源头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的现在和未来。”

《中国之诞生》全书结构明晰，涵盖考古发现、商代、周代三个方面内容，系统论述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历程。在起始部分，顾立雅开宗明义，点明研究中国文化起源和早期历史的意义，强调这一时期的历史线索和实物证据，对理解中国后续历史进程和文化传统具有关键作用。

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

《中国之诞生》的价值并不仅限于学术。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是高傲与鄙夷杂糅的。知识分子仍深受黑格尔、兰克等人的影响，对中国历史偏见颇多。一些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永远停滞的民族；一些人认为中华文明古老而僵死，既缺乏历史价值，也缺乏写作意义；拉克伯里与安特生等学者，则干脆提出中华文明可能是西方舶来的产物。

顾立雅在《中国之诞生》中对19世纪末兴起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予以驳斥，强调中国文明在黄河流域的独立起源、自主演化。如在文字系统方面，书中指出汉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是完全独立的书写体系；青铜技术上，强调商代青铜器采用的复合范铸造法与西方的失蜡法存在显著差异；政治结构上，指明商周国家形态与西方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充分凸显出中国早期国家的独特性。

顾立雅对于消除傲慢与偏见的努力，更体现在诸多微小细节中。当提到殷商墓葬中发现的人祭痕迹时，他并没有简单粗暴地谴责商人的野蛮，而是花了一整段告诉读者，这种行为曾广泛存在于不同的古代文明，包括一向以“人文”著称的希腊罗马社会，也出现过类似事件。

通过商代建筑与希腊神庙之比对，西周与罗马的政治文化发展之比对，甚至青铜器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铸造工艺之比对，顾立雅告诉读者：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轻蔑与鄙夷是滑稽而可笑的，中国人拥有不逊色于世界任何民族的伟大文明。

该书出版之时，中国考古学尚在起步阶段，这使得顾立雅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在空间视野上，他将商文明的范围局限于安阳殷墟。在论述过程中，他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对长江流域、四川盆地等地的文明进程关注甚少。同时，受认知所限，顾立雅将夏朝归入传说时代，对西方学界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

经典的意义，不在于提供终极答案，而在于不断启发新的思考，推动学术研究持续向前发展。时隔近九十年，《中国之诞生》仍然在启迪我们，如何以全球史的眼光审视中国文明。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